问：从1976年大学本科开始算，您进入生命科学领域已经47年了，站在现在这个时间节点，您怎么看“生命是什么”？
汪建：可能我们要看得更长，看到60多年前。华大为什么要提出“基因科技造福人类”，要提出“从我做起”？我记得1960年的时候，我饿成了小胖子，全身浮肿，腿上一按一个洞，半天才能弹起来。所以说，农业和粮食安全在我的脑子里是永远挥之不去的一个事情，一定要做。
1968年下乡后，看见村里面的残疾人早上起来到村东边晒太阳，下午又转到村西边晒太阳，很可怜。上世纪70年代中期学医后，就想能不能让残疾人不再残疾、天下人不再饿肚子，其实就是这么一个很简单的想法，这一晃60多年了。我就觉得，我们学什么都能够做点事情，是自己需要的，也是全人类需要的。当时的一个切身感受，变成了一种执念、一个痴心、一颗初心，这么多年没变过。
山不转水转，上世纪90年代我“转”到西雅图时很受启发，西雅图不是世界中心，但是世界心脑血管研究的中心，后来又成了世界基因组计划的中心。这对我的刺激和启发非常大：做心脑血管研究，是不是要到世界最顶尖的实验室去？要解决生命的根本问题，是不是要回到基因上去？
问：为什么特别想参与人类基因组计划？
汪建：在美国启动人类基因组计划时，西雅图有世界上最好的实验室。那时候，我和于军、杨焕明都在西雅图，我们是公费出国的，希望能为国家做点什么，就提出应该把人类基因组这个项目搬回国来。
1996年，我们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策划方案。1997年，中国遗传学会青年委员会在张家界召开。1997年、1998年我又写了一个华大发展的思路，那个东西还在，有几十页。
现在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。中国也从二十多年前的旁观者、受益者，逐步成长为参与者，在某些领域还成为实践者、同行者甚至引领者，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和任务。
问：回望华大24年的发展道路，最大的感受是什么？
汪建：华大走过这么多年，围绕着人类的根本问题，先是朴素问题——就是少生病、不饿肚子，让大家活得更健康，让这个世界更美丽，让大家都不缺物质——然后就要解决一些根本问题，同时养活自己。
这样才有了围绕“生老病死”，围绕着减少出生缺陷，防控肿瘤、心脑血管病和传染病等，不仅是预防，在治疗上也做一些东西。更重要的是，要从我做起，精准防控、主动健康。
另外，在农业上，能不能让农民不再“汗滴禾下土”，实现轻轻松松地有收获？把恶劣环境改造成为一个宜人的绿色地球？我们在生态、双碳、沙漠改造、物种多年生等方面的努力实践，都是在回答“生命是什么”、“生命应该是什么”、“生命的意义是什么”等问题。
可能有人认为是在吹牛？那行，我们退一步，从我做起，华大人的健康是不是做好了？华大人后代的出生缺陷是不是得到控制了？华大人是不是不用因为心脑血管疾病而放支架了？华大人是不是绝大多数都可以早于医院发现肿瘤？
我们真正的突破点在哪里？首先是要想清楚人类的根本需求是什么，不要想市场是什么，想想我们内心需要什么。
问：最初参与人类基因组计划的时候，能想象到探索“生命是什么”会这么复杂吗？还要研究蛋白质组、转录组、代谢组，当时想好了吗？
汪建：这是一个逐步认识的过程。我觉得人类基因组可能是一个底层技术，这也是我做了10多年科研以后才感悟出来的。
那么，有了这个底层技术，是不是就能解决好多问题？有了字典，是不是就能写出无数本书来？我们发现，也不是完全是这样的。当单例全基因组测序价格降到1000美元，甚至是1000人民币的时候，精准医学想解决的问题并不能完全解决，因为生命是一个复杂体系。于是，又提出了多组学，希望看看能不能通过多组学技术来解决问题，那又是一个新的征程。
多组学刚启动，又发现还有一些外界影响、环境影响，比如环境微生物、肠道微生物、呼吸道微生物，各种东西都对生命有影响。后来还发现，我们的思想、感受、心理变化对身体健康、行为决策都有极其重大的影响，这又超出了原来的想法。
未来，我们既要继承薛定谔等先驱的优良传统和洞穿事物表象的能力，也需要脚踏实地，来回答这些很神奇的科学问题。
问：如果生命是本“天书”，解读到了什么程度？
汪建：字典都没编完，天书的解读早着呢！像脑科学，连字典都没有。人类基因组的“字典”，到今年才真正编写完成，算是“康熙大字典”出来了，但也只是一些样本而已。所以说，对生命这本“天书”的解读还早着呢。
问：如果把华大看成一个生命体的话，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命体？
汪建：是一个与时俱进、把生存放在第一位的生命体。活下去，才是硬道理。我们必须以对社会的贡献和社会给我们的回馈活下去。
有的组织是异养型，我们是自养型。只要有点阳光，我们就灿烂。我们自我发电，而且我们非常节约。这就是强大的生命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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